记得潘天寿先生在《听天阁画谈随笔》中说过：“‘目空千古、气雄万夫’为学人不可缺少之气概。”这话让我自然想到了中国美院教授、著名山水画家孔仲起先生。阅读孔先生的作品，人们不难感受到画幅中那一股股扑面而来的夺人雄气以及水墨交辉有如蜀桐吴丝变奏成响的清越之气。山川浑厚，气格高古，张力强，体魄大，这些固然是孔先生山水画的基本特征，然而它们却并不是孔仲起先生所自以为意并为之不断悟求的“目空千古、气雄万夫”的“大气”。对于这一点，孔先生自然有一番见解的：“目空千古”并不是妄自尊大、目不容人，而是以自具的大眼识将古今艺事的得失高下，都了然于胸次，不碍一法，不执一家，如是立定精神，放开胆去，辟古开今，自然有“气雄万夫”之概。

    孟子云：“我善养吾浩然之正气。”这个“气”，就是由智慧、学养、实践涵泳而成的“目空千古”的“大气”，而决不是常人所执的徇俗惑外只存于皮相的粗豪之气。

    其实，中国画尤其是山水画，与中国的古典哲学一样，历来是强调“气”的。“六法”中所谓“气韵”者，义有偏正：气为统御，韵有附焉；气盛则神来，气活则韵出。然而显而易见的是，中国画最根本的构成元素是笔墨，人们赋予中国画的一切形质及精神都通过笔墨承载起来。对于这一点，孔仲起先生是再明白不过的，因此，他既不可能也不必从笔墨之外去寻找他对绘画的期望。毫无疑问，他为开拓笔墨的精神容量耕了一辈子的砚田，是以在他的画集中，笔法墨法的赅备与多变不期而成了后学者最可得益的所在。

    正如人们所知道的，“笔墨并非目的”，只有当笔墨最大限度地注入了画家的情感和思想并以另一种最佳的形态存在即凸现画面物象（以形写神）以达到和谐统一的美善境地并随退入画面之精神气韵的从属地位时，笔墨的意义才能被最充分地体现出来。很显然，从孔仲起先生的画中人们所得到的最直接而原始的声音正是这种笔墨退隐后的空旷沉厚或澎湃激扬，满蓄着圆引而未发的强劲的张力。而这其中，那种无形有物变动不居而又统摄全局的“大气”注定已给予了画面以蓬勃的生命。

    人们早已在孔仲起先生的作品中看到了这样的画题：胸贮沧海、意卷风涛。这是何等的境界！若不是亲眼所见，谁又能相信在孔先生笔下，驱山走海亦不过是酒意微醺后的数声朗笑而已呢？

    有一段话，录自孔仲起先生的《尊受居画谈》，或可作为他对自己绘画的最好注脚：“……画须得神，而神必托于气乃生，气之大者神亦足，故画不可无气；气依势而立，依笔墨而显，势之大者气亦大，笔墨之妙者气亦活，故画不可无势、不可无笔墨。”……不用说，孔仲起先生的画给我们传递了大量的信息，而在我看来，这一切的形成都是自然而然的。

    谁都知道，孔先生是个以形写神的画坛硕师，而他之所以倾心托迹于大山巨壑、雄山阔海，正是因为自己的性情气质有近于斯，一如庄子之赋大鹏、秋水，非此不足以荡豁胸襟（先生自谓为“心胸所依”）。这是典型的“与之所至”。值得提醒的是，孔仲起先生是站在文化的高度来观照绘画的，他既具有强烈的群体意识，同时又具有博大的悲天悯人的胸怀，因而，对于这种看似自怡自适的创作心态，如果我们不能退回到绘画本身，那么我们就很难理解它的真实意义。事实上，一切着意的期望和用心都会无可避免地给绘画创作带来阻碍。无疑，孔仲起先生是看到了这点的，因而他这种平和怡悦无所刻意的心态便更好地把握住了绘画本身，从而显示出了作者那雍容旷达的襟度。

    正如人们所熟知的，孔仲起先生是圣人孔子之后，这也许注定了他那一种久已流淌于自己的血液中的对于文化的忧叹也将流进他充满热情与崇高感的绘画中，尽管这一切在孔先生做来又是如此的优雅而不露痕迹。有理由说，孔先生所一直努力寻找与期待的正是一种衔接人类数千年文明和历史的永恒的“锁”，丰腴而深厚的“人文”品质幸运地成为了孔仲起先生绘画的无可取代的精神内涵。

    行文至此，脑海中又不禁翻腾出了我所熟见的孔仲起先生的种种画境来：钱江大潮、雁宕奇峰、普陀观海、黄岳云涛……河山万种英气都从孔先生的胸中倾泻而出，于是我在想，“目空千古”的豪情，心通天地的境界，这些在孔仲起先生那儿也早已经是“自然而然”的吧！